绥远一地虽自古有着‘黄河百害、唯利一套’之称，但以清末民初时期落后的生产力与动荡的社会环境，这种边陲之地哪怕条件再好，也很难发展得起来。

傅作毅来到绥远之后，支持其军队发展的重要经费就是靠在当地种植罂粟，然后制成鸦片再通过平绥铁路向华北销售。

如今红军已然控制了平绥线东段的集宁、大同和张垣（从日军手中夺回来后，红军就占住了此地，29军也不敢过来索要）等地，也就相当于扣住了傅作毅的命脉。

所以对于共党发出的禁令，绥远省哪怕有再多怨言也无力反抗，假若他们的鸦片全都运不出省，那么即便种出再多也顶不了什么作用。

当然了，土共肯定不会直接制定一刀切的政策，其实此时的许多根据地在红军到来之前，普遍都有种植罂粟的现象。

而土共采取的办法则是因势利导，首先通过强力的基层组织，垄断本地鸦片收购，在与鸦农建立密切联系之后，再引导他们种植其他的经济作物，最后彻底禁绝毒品。

至于初期收来的鸦片也可以派上不少用场，在麻醉和镇痛药物技术十分落后，且化学合成产量尤其低下的年代，由鸦片提炼出来的吗啡，几乎是唯一可以大量生产并供应军队使用的产品。

而随着根据地内鸦片被逐渐禁绝，土共的军用药厂生产镇痛剂所需的原料，自然就只能从外部购入了，直接被多个根据地包了饺子的绥远正是最佳的采购对象。

借着农垦、厂矿和禁毒这些无比正当的理由，土共也可以逐渐将基层力量向绥远渗透。

另外还少不得一个剿匪，如今陕北包括陕甘宁边界的土匪都已经被红军彻底剿除干净了，可依旧留有不少残余躲入绥远地界，而且绥远当地也是匪患不断，既然傅作毅无力清剿，红军也就只能勉为其难地帮上一把。

傅作毅对此心知肚明，这自然都是共党的阳谋，但自己已经被两面合围，西边的宁马处境更好不到哪里去，共军没有直接打过来已经够给面子，不能再奢求太多啦！

总得来说，西北的局势还是比较清晰的，包括从金城到玉门的公路，也开始从36年初正式动工建设。

而程刚则第一时间将钻井设备放置在了对应位置，从延长油田调拨来的石油工人，更是早早在红军的护卫下进驻了此地。

不到半年的功夫，玉门油田的第一口油井便能够稳定产油，今后土共的油料供应终于有了切实的保障。

但与西北相比，华北的情况就太过复杂了，此事还得从日军留在八达岭的那数千兵力说起。

在日军主力不得不沿坝上草原逃回察北的时候，这支好不容易“打通”了交通线的残部，早已在战役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所以上峰对其的命令也是尽快穿过八达岭进入北平，然后在华北驻屯军的接应下原地休整，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然后整件事情就变得非常奇妙而有趣了，总计不过五千人的日军，其中实实在在的鬼子兵还不到两千，在红军眼中无非就是包顿饺子的事，可到了宋哲原手里，就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偏偏还死粘在他的手上不动。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日本人极不要脸地将这支残部，以暂作休整的名义变相地编入了华北驻屯军麾下，使得日军在华北的兵力顿时就膨胀了好几倍。

甚至于北平某些恬不知耻的政客，居然还发起了慰问活动，拉来了一批医生护士为重伤的小鬼子治疗，当然这其中大半都是日籍，但也有少数脑子拎不清的夏国人参与。

这和红军的优待俘虏完全是两码事，面对被俘的日军士兵，红军医护人员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确实会为其治疗伤情，但直接给手持武器的敌军治病，就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此时的华北局势，还真就是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