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章太炎先生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民国成立后，章太炎用他的学问谱写了一个中国传统中“士”的赞歌，用每一场叫骂与无人可及的知识为那个时代粘贴了多片碎影。这些碎影可看作是章太炎一个人的“发疯”，也可看作是那个时代所有从帝制社会过渡到民国的知识分子的“发疯”。

可爱的“章疯子”

章太炎当然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一面。护法运动时期，他去西南争取军阀唐继尧参加护法军，被唐礼遇并聘为秘书长，他高兴异常，让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的时候，这面大旗几十里外都能见到，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十分抢眼。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唐继尧，唐继尧只是笑笑，并不为意。

这样可爱的事恐怕只有他能做得出来，早在民国前，他就凸显了这方面的“才华”。他对他的老师，国学大师俞樾也做过同等的事情。当时，他与老师的政见不和。立即就宣布与老师决裂，还写下了惊世骇俗的《谢本师》。对老师如此，对别人更是不用顾忌了。

晚年的康有为狂妄自大，以当代孔子自居，他的那些弟子们也不要脸，就真认为老师是在世孔子，称他“南海圣人”、“教皇”，洋相很多。章太炎十分看不贯，发表文章驳斥嘲弄，结果被梁启超等一干“圣人弟子”找上门来开打。章太炎奋力反击，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他不但对当今“圣上”直呼其名“载恬”，还干脆地给他定位为：连稻谷和豆类都分不清的“小丑”。清廷当然很愤怒，结果上海租界的外国巡捕和清政府的警探一起到爱国社抓他。章太炎事先得到消息但就是不走。他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

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被清政府要捉了七次了。

当捉他的人来到时，他居然迎上去，指着来人的鼻子说：别的人都不在，要拿章太炎，就是我。

来的人不可能被他这番话吓倒，就把他拎小鸡一样捉走了。当时，大清已经有了法庭，他被公诉，结果是被判有罪。

这是一场特别有意思的公诉。原告是大清政府，被告是章太炎个人，而审理者则是租界的洋人法院。对于章太炎不以清政府为合法政权的立场来说，这场官司本身可以说是个胜利。审讯中，他大逞口才，辛辣犀利，把代表清廷出席原告的官僚孙建臣弄得张口结舌，目瞪口呆。最后章太炎大笑：“你们堂堂大清政府，竟然跑到租界的小法庭控告我一个老百姓，国家被你们败坏成这般模样，还有何脸面出席叫嚣?”

孙当时被气得死去活来，已经语无伦次，脱口而出：“我和你无冤无仇，何必如此辱弄?你还有什么话快说!”引来旁听观众哄堂大笑。

在上海租界坐洋牢时，监狱里的印度狱卒动辄对犯人狂踢乱打，章太炎非常愤怒，狱卒打他时，他也还以老拳。狱卒哪里见过一个读书人还有这样的臭脾气，就不敢再欺负他，居然还给他调任了个帮灶的“美差”。

这次出狱后，章太炎就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刊》的主编，用手中的笔指点江山，叱咤风云。值得一提的一个骄人业绩是：他一生中七次被捕，三次入狱。次数之多，可看作是坐牢大王。

当然，如果做牢谈得上是可爱的话，许多贯犯都成了可爱的人了。章太炎的可爱之处就在于：许多本应该循规蹈矩的事，他非要另辟蹊径。

章太炎未曾娶妻而先娶一妾，可谓古怪，46岁才正式娶媳妇。在娶这个媳妇之前，他在《顺天时报》上刊登“征婚告白”，提出五条标准：女方是鄂(湖北)人；大家闺秀；性情开化；要通文墨，精诗赋，双方平等，互相尊重；夫死可嫁，亦可离婚。这五条标准的最后一条引来了许多人的嘲笑，名门闺秀，也都望而却步。

直到十年后，经友人介绍，章太炎才结识了汤国黎女士。1913年5月底，章太炎与汤国梨举行了一个清贫而又豪华的婚礼。因为当时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和其他知名人士都来参加了婚礼，蔡元培亲自当了证婚人。婚礼上，章太炎平生第一次显示出扭扭捏捏的样子，而且鞋子被踩掉了一只，因为人多，急切间还找不到。一时传为笑谈。

民国未成立时，他流亡日本时，常吃“盐笃饭”（以盐就白饭），平常吃饭只拣最近的菜吃。南方人常吃鱼，可怜他竟连鱼骨头一起往下吞。

在穿着上，章太炎是个非常不讲究的人。常将袜子反穿，皮鞋常左脚到右脚。一件裘衣可以历十数寒冬不易。他常穿一件长袍，外罩和服，发留五寸许，左右两股分梳，下垂额际，乃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夏天常穿半截长衫，赤足登履。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一年能洗澡一次，就是非常不错的表现了。每每在演讲时，常以袖子揩拭鼻涕，观者吐的心都有，可他毫不在意。

无论是烟还是酒，他一见到就不忍释手。演讲时，他总是烟不离手，一支接一支，袅袅如缕，每当手边的烟吸完了，他就会大声地跟随从喊：“取烟来！”烟仿佛成了他思想的燃料。抽多了就喝，喝多就睡。但睡觉也不同凡人，有时读书至深夜，书在手中人已睡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就是这样，所以，他才被那时的许多人称之为“章疯子”。鲁迅对这三个字有过一段很有趣的论述：“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刊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是的，章太炎的行为让人觉得他是疯子，但最重要的却是他的言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近而认定其为疯子。

他晚年在苏州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时。有时，他会将门下的学生召集到客厅中座谈，个别学生有问学的，也可单独去拜谒，谈论学术。有一次，他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初闻此言，不甚理解的弟子汤炳正有一次专门向他请教，他的回答很有见地：“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么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次耕辈；而江永的门下，竟能出现一代大师戴震。”

这当然并非是汤炳正听到的疯子的全部疯话。汤炳正后来还提到下面这些话，都是出自“章疯子”之口：“博学要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创见；否则就是读尽了天下书，也只是书笥，装了些别人的东西，而不是自己独有的东西。”“学问是无止境的，后人应比前人更进一步；学习外国的东西，也要独立思考，有新发现；追随抄袭，是没有出路的。”“任何学问，都要展开争辩。只有争辩，才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因为，在争辩当中，对双方都会有启发，有促进。”

章太炎真的是疯子吗？如果是，那也是个可爱的疯子。

现在看来，他绝对不是。正是那个时代造就了他的特立独行，也正是那个时代才让他在许多年后被我们认定为：他不是个疯子。

他不但不是个疯子，而且还是一个具备了武士道精神的大家！

嘴巴上的武士道精神

章太炎是这样一个人：只要他不顺眼，就敢于在任何强权面前肆无忌惮，举止狂怪。后来有人把他比喻为三国时裸衣击鼓骂曹操的狂生弥衡，两个人倒真有几分相似。

章太炎6岁时随师傅俞老先生学习经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无不了然于胸。他天生就爱炫耀，每每学到新的东西，都要拿出来大谈特谈。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学问，在演讲时，他总是用很生僻的古语道出，当时的学问家黄遵宪曾委婉地劝喻，说他的文风太古雅，“作文能使九品人等读之悉通，则善之善者也”。他当人家是放屁，行我之素，坚持自由故我的风格。

16岁那年，他参加“童子试”，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他一看到这个题目，眼中就冒火，鸦片战争后外国军舰闯入中国沿海城镇，烧、杀、奸、掠和许多清朝官僚对洋人卑躬屈膝，对人民作威作福的情景就浮现在他眼前。他暗骂了一句：灿烂个鸟！

然后，挥毫疾书，把满腔积愤洒于字里行间，并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我中华也”，学政看到这篇试卷后，吓了个半死。后来到东吴大学当老师，针对民族大义的主题，他居然写了一篇“李自成胡林翼论”的文章，意思是灭亡了大明正朔的李自成，也胜于苦心孤诣维护异族江山的胡林翼。

他自己说话疯狂，但绝不允许别人这样。史学家顾颉刚当年从欧洲学成归来，拜见晚年的章太炎，谈及西方的科学实验，两人谈着谈着，顾颉刚就说了一句话：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可靠。

章太炎觉得顾颉刚比自己还疯，就一撇嘴，漫声问道：“你有没有曾祖?”顾茫然：“我怎么会没有曾祖?”章太炎立即摇头：“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你的曾祖了吗?”

顾一时无言以对。

疯归疯，但章太炎一生的目标却到死都没有变，那就是：反清、共和。当年，他在日本举行反满集会，被东京警察部门下令禁止。对方问他：“你是大清国哪省人?”

章太炎回答：“我不是什么大清国人，我是支那人。”

日本警察非常吃惊：“你在国内什么阶层？士族还是平民？”

章太炎回答：“我是遗民。”

警察无奈且感到难以对付，只好挥手让他回去。

即使到了晚年，他这一嘴巴上的武士道精神也没有改变。曹锟靠贿赂当上了民国大总统，章太炎当然要骂。曹总统也忌惮这个革命元老的言论能量，派人甘词厚币去章宅求其封口。章太炎与来人一句话不合，就抡起拐杖，照来人劈头盖脸就是一阵乱打。来者被吓得屁滚尿流，倒不是章太炎的拐杖厉害，而是章太炎的骂和行为让他胆战心惊。

最能让章太炎嘴巴上的武士道精神彪炳史册的就是他对袁世凯的叫骂了。

袁世凯称帝后。章太炎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脚大骂：“袁世凯，老混蛋!”但他觉得这样，还是不够，就跑到北京，准备当着袁的面大骂。临行之前，他把建立共和时期袁世凯给他颁发的勋章做了个扇坠，跑到新华门袁的官邸跳脚大骂，传达室的人出来阻止，他就把传达室砸了个稀巴烂。

袁世凯当然知道这个章疯子的脾性，自然不愿当面被骂，便躲着不见，叫军法处长陆建章把他骗到一个寺庙软禁。章太炎就在这个寺庙里被监禁了三年。可这三年，他一点都没有闲着，只要一醒来，他就在房子里乱砸乱骂，指名道姓，或者用拐杖把看守他的护兵打得抱头怪叫，还在住所的门上窗上桌上遍写“袁贼”二字，以泄怒火。

但这样写下去，袁世凯又听不到，他也觉得很无聊，于是，就搞巫术。从后花园里挖树根，修理成人形，写上“袁世凯”名字，先烧后埋，然后高兴得满院子跑圈，连跑带喊：“袁贼烧死啦!袁贼烧死啦!”这样进行了一段时间后，他又觉得无聊了，就在寺里给那些和尚讲课，并让那些和尚到外面招生，宣扬革命真理。